■ 杨耀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改革开放国民报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变动经历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物价总体较快上涨，90年代中期之后，物价涨幅明显放缓。本文尝试对我国前后两个阶段的物价变动差异提供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以便更好理解物价变化的原因，从而为改变当前物价低位运行局面提供更好的治理方案。基于此，提出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供需的良性互动；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关键词：物价变动差异；供需力量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发展现代服务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变动的成因、启示及治理
——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的视角
2023年以来，我国物价呈持续低位运行状态，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物价运行状况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相对强弱变化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具有调节供需的作用，但较长时间的物价低位运行也会反过来影响预期以及消费、投资等微观主体行为，从而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实现物价水平合理回升，改变过去那种去除某些行业过剩产能、过一段时间又在其它行业出现的局面，特别是在我国总人口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转变的背景下，既需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胀形成及治理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也需要从全球视野洞察中国通胀变化的具体原因。从而，为改变当前物价低位运行局面提供更好的治理方案。
01
改革开放以来物价走势的阶段性差异
实现物价温和上涨是很多国家重要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实现2%左右的通胀是中央银行锚定的重要目标。由于工业品价格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供给扰动，通常不会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这里的通胀一般是指消费物价变动情况。本文对通胀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基于居民消费物价的变动。
对通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也产生了很多理论，如：货币数量论、结构失衡论、理性预期论等等；从通胀的类型来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外部输入型等。因此，造成一国或地区通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前，我国较长时间采取了价格管制的政策措施，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对价格的管控，相继实行了价格“双轨制”、进行了价格“闯关”，最终建立并完善了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在实行价格改革的同时，我国相继进行了由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融入了全球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正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一段时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要提到这些改革开放的政策举措，是因为这些举措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及经济结构，从而对中国的物价走势产生了影响。
从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物价变动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我国大致经历了两次高通胀，通胀的顶点一次是在1988年，CPI年度涨幅达到18.8%，另一次是在1994年，CPI年度涨幅高达24.1%；此后，中国再未出现过超过两位数的通胀，但出现过三次较长时间的消费物价低位运行（见图1）：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至2002年，当时CPI同比出现39个月的负增长，不包括服务消费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从1997年10月至2003年9月出现68个月的同比负增长；第二次是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的2009年，当时CPI和RPI均出现连续9个月的同比负增长；第三次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后，外贸出口增速由快转慢的2023年初至今。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CPI月度同比涨幅均未超过1%且有10个月出现负增长，CPI中的消费品项同比有21个月出现负增长。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和RPI的同比增长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物价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消费物价总体较快上涨，90年代中期之后，消费物价涨幅明显放缓。这带来了政策应对的变化，即由前期的化解高通胀转为治理物价低位运行。与一些发达经济体数百年发展历程中物价变动可能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冲击不同，作为快速成长和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近40多年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物价变动，需要也应该找到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这对未来物价问题的治理将大有裨益。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20世纪90年代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较低通胀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这一阶段也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提出了三种解释：一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服务业占比提升（Eggers和Ioannides，2006）、信息技术进步与库存管理水平提升（Kahn等，2002）、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Jermann和Quadrini，2006）等；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成功（Boivin和Giannoni，2006）；三是外部冲击明显减弱（Sims和Zha，2006）。这段时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良好表现被赋予过多自身稳定因素增强的色彩，甚至2006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强调了金融市场发展对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以及发达国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大量价格优惠商品的贡献被较少关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经济体自身稳定性增强的解释显然难以继续立足，注重研究“大缓和”时期发达国家低通胀受益于全球化的文献逐渐增多（秦朵和何新华，2011；Mary等，2019），一些文献还着重考察了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缓和”的贡献（杨继军和范从来，2015）。但这些文献仍以发达国家的问题为研究重心，着眼全球化以及中国融入这一进程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中国自身所受到的影响。实际上，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等均在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供需总量及其结构，从而影响物价水平。因此，立足全球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可能更有利于理解国内通胀变化的原因以及物价问题的治理。
02
物价变动差异的成因及启示
（一）
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的成因
改革开放前，为推动重工业发展，一方面，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城镇职工收入基本处于冻结状态，即通过压低工业部门职工工资的方式来积累资金（武力，200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从个人决策改为国家决策，并由国家决定“消费—积累”比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1988）。因此，消费与积累（投资）之间的总量和结构关系基本上被事先确定，价格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物价总体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1956—1977年，我国CPI同比年均涨幅仅为0.8%，且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我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实现较快增长，社会农产品供给得到增加。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4亿吨，较1977年增长40.1%，年均增长5.4%；农业总产出的年均增速在1979—1984年更是高达7.5%。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国家也在1979年、1980年两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国务院规定从1979年3月起，陆续提高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这相应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和需求水平。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尚未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价格倒挂，城镇职工的工资保持在相对低位。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缓慢增长，虽然国家对一些领域的价格逐步放开，但在供需力量保持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社会总体物价水平呈现较为温和的上涨。1978—1984年，我国CPI同比年均涨幅为2.8%，如果剔除1980年因投资较快增长带动CPI涨幅较高的影响，其他年份CPI同比年均涨幅为2.0%。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在微观层面，当时的改革是以国家向企业放权让利为主要导向，改革战略突出利益调整。由于采取分灶吃饭、部门承包、企业扩权等放权让利的办法，在原来的行政约束失效的情况下，包括货币工资、实物工资、福利工资在内的广义工资快速增长（徐振良，1989）。收入分配权力的下放，特别是未改变产权关系的各种企业“承包”带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膨胀（马建堂，1989）。虽然我国的资金流量核算始于1992年，在此之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难以通过资金流量表获得，但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仍可清晰地看到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变动情况。吴敬链（1989）研究发现，1986年个人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为65.0%，较1978年提高11.7个百分点，相应的企业和社会（政府）收入下降了12.1个百分点。Szirmai等（2002）的研究显示：1980—1992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3.3%，其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3.4%；而当时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带来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Minami和Hondai（1995）研究了1980—1990年中国机械工业包括现金和实物在内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快速增长，1985年劳动收入占比为36.7%，1990年提高至69%。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快速增长，当然存在赋予个人、企业和地方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的同时没有创造相应的制衡机制以及存在收入攀比等问题，这在当时引发了“工资侵蚀利润”的讨论（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但客观上也扭转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长期偏低的问题。根据Hu和Khan（1997）的估计，在1952—1978年的20多年间，劳动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在大多数年份中都低于40%，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进行了调整，1994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为53%，比1978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带动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提升。1988年国民收入比1983年增长了1.4倍，平均每年增长19.1%，而同期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1988年比1983年增长了1.8倍，平均每年增长22.7%，造成在可支配的国民收入中居民所占比重大幅度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治理通货膨胀”课题组，1989）。
居民收入占比的提升，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对强弱以及供需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是短时间内增加了最终消费需求，并要求提升最终消费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二是由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国民经济中资本品和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从而表现为消费品价格增速高于投资品价格增速；三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引致投资需求的增加，特别是与居民消费高度相关的轻工业投资需求增长更快。1984年，中国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65.7%，较1978年提升3.7个百分点；1984年、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5%、27.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分别增长15.7%、18.7%，较GDP实际增速高出0.5个、5.3个百分点。1984年、1985年、1986年，CPI同比增速较PPI同比增速分别高出1.3个、0.6个、2.7个百分点。当时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导致爆发诸如“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蚕茧大战”等问题（徐宏源，1989）。
在供给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最终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引致了大量的投资需求，但由于企业留利减少以及政府分配份额相对下降，大量投资需要通过财政赤字和银行信贷来加以满足。在央行缺乏稳定金融和稳定货币所必要的职权和独立责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弥补赤字的办法多靠向银行透支，央行各级分支行往往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为政府所属企业提供信贷，导致货币的过度投放（吴敬琏，1989；逢锦聚，1989）。这产生了两方面效应：一是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二是增强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和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即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延缓了居民收入占比的提升速度，缓解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1981—1984年，国家财政累计赤字81亿元，1985—1989年累计赤字上升至438亿元。在银行不断向企业扩大贷款的情况下，当贷款额大于存款额时，也靠发行货币来弥补，于是过量的货币便涌现出来（国家信息中心研究所通货膨胀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通货膨胀研究课题组，1989）。1984—1988年，我国流通中的现金（M0）供应量年均增速高达32.1%，比同期的GDP实际增速高出20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较快上涨和居民收入占比提升引起的消费膨胀，以及由此引致的投资膨胀，造成财政赤字和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引发货币过度投放，其实质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是指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超过了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生产额（李福臣和曹文炼，1990），国民收入超分配必然导致通胀的上行。1985—1989年，CPI同比年均涨幅达到12.0%；其中，1988年，受“价格闯关”对居民通胀预期的影响，前期积累的居民消费潜能快速释放，CPI同比涨幅高达18.8%。对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高通胀，学界和政策界曾展开过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多数研究支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占比提升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李福臣和曹文炼，1990；徐振良，1989；钟岩，1989；明赛，1989）。
当时的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最终消费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没有出现与前期一样的较快上涨，有些年份还有回调，因此消费膨胀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中主要危险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数据可资证明；另一方面，职工收入增长虽快，但储蓄增加起到了缓冲和调节消费过快增长的作用（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对于以上问题，可以提供如下解释：最终消费占比之所以没有发生较快上涨，主要是消费需求增长在供给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引致了大量的投资需求，政府靠财政赤字、银行通过大量贷款，增加了基础货币供给，从居民手中收回一部分钱用于建设，从而部分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从实物层面看，短期内社会供给的消费品占比难以大幅提升。因此，居民收入占比提升以及消费需求膨胀会造成消费物价的提升，以缓解消费品供需之间的矛盾；从储蓄率来看，改革开放后，居民首先是补足消费，进入所谓“数量扩张”阶段，而后进入大规模耐用品普及时期，直到1989年，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90%以上，部分年份储蓄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强烈动机使然，居民总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储蓄阶段才能实现购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1988），即居民持币待购的情况比较普遍，一旦储蓄足以购买耐用消费品后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
在经历一段时间投资低增速甚至负增长之后，1992—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这推动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快速上涨，并带动了消费物价上涨。1992—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到45.5%，较1989—1991年平均6.3%的增速高出39.2个百分点；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带动下，1992—1994年PPI同比平均涨幅由前3年的5.7%上升至19.5%，提高了13.8个百分点，CPI同比平均涨幅则由8.2%上升至15.1%，提高了6.9个百分点，投资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大于消费品价格涨幅。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2—1994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平均增速为23.7%，比此前3年提高2.8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年均375.6亿元，是此前3年的2.1倍，流通中的现金（M0）供应量年均增速高达32.0%，比同期的GDP实际增速高出18.2个百分点。目前，学界将1992—1994年的物价较快上涨主要归因于投资的快速膨胀，但如果没有消费的增加，单纯投资的增长，虽然短期会造成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但经过一段时期后，就可能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物价总水平上涨就会终止甚至转为下降。从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看，1992—199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平均为66.2%，处于较高水平。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物价走势的成因
20世纪90年中期，我国推进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制定并颁布《人民银行法》、人民币汇率并轨等。《人民银行法》就人民银行的性质、职能、货币政策目标、独立性等问题作出了法律规定。从1994年开始，财政部停止向人民银行透支，1995年后财政部停止向人民银行借款（李德，2021）。这解决了财政向央行透支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施了并轨，在汇率并轨后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盈余迅速扩大。1994年，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增长31.9%，增幅比上年扩大23.9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1.2%，增幅比上年缩小17.8个百分点，货物贸易由上年的逆差122.2亿美元转为顺差53.9亿美元，1995年顺差进一步扩大到167.0亿美元。实际上，人民币的重新定价为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此后，我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开启（张平和杨耀武，2021）。出口导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加速转移，1978—1995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1996—2019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与之前相比其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但由于保留工资相对较低，劳动要素价格保持在相对低位，这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从而可以进行更高的资本积累和更多的剩余劳动转移。在宏观上表现为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见图2），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则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在过去一段时间，这对于我国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图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按照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测算结果，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1%逐步下降至47.3%，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年均超过80%。因此，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下降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居民部门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主要来源，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及政府部门的部分可支配收入通过投资会形成未来的供给能力。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降低，会造成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占比的下降（见图3），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强弱。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高度一致。
1996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68.6%，2008年下降至55.5%，此后随着劳动报酬份额提升，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61.2%，但较1996年仍有7.4个百分点的差距。与此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终消费率在60%左右，2008—2010年最终消费率年均降至50.3%，此后缓慢上升，2024年上升至56.6%，与历史高点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92—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最终消费率的当期相关系数为0.86。如果将最终消费率滞后一期，即考虑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可能影响下一年的最终消费率，那么两者的相关系数则高达0.9。
图3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外需增长较快时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在外需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时，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现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进而可能加重供需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主要出现过三次消费物价低位运行状况，分别是1998年至2002年、2009年以及2023年初至今，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以及新冠疫情影响消退之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同比仅增长0.5%，较上年下降20.5个百分点，净出口仅上涨0.1%，并在随后的1999—2001年连续三年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全球经济总体出现衰退，贸易总量萎缩，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同比下降16.0%，净出口出现负增长。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业生产较快恢复，同时发达国家推出空前的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我国出口快速增长。2020—2022年，货物贸易出口年均增速高达12.3%，较疫情暴发前的2017—2019年平均增速高出6.3个百分点；2023年，随着疫情影响消退和一些国家生产恢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下降4.7个百分点，净出口转为负增长，受上年较低基数影响，2024年货物贸易恢复增长，但出口额与2022年较为接近。外需下降可能通过以下渠道影响国内物价：一是外需下降直接增加国内供给，打破原有的内部供需平衡；二是外需下降造成相关企业利润下降和职工收入减少，造成包括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三是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往往通过扩大投资等方式维持经济增长，经过一段时滞后，扩大供给能力，增加未来供需总量和结构之间的矛盾。
（三）
改革开放以来前后两个阶段物价变动的启示
物价变动反映了需求与供给间的相对强弱变化。人们经常将改革开放初期称为短缺经济阶段，不仅表示这段时间社会产品的匮乏，也反映了相对于有效需求的供给不足，否则就不会出现物价的大幅上涨。与之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时常出现的需求不足局面，并不表示我国供给已极大丰富，而是相对于供给来说有效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供给相对不足，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提升，这带动了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引致了投资需求扩张。如果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当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那么消费需求将与社会总供给按大致相同的比例增长，消费品供需之间旧的平衡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工业品供需之间旧的平衡就可能延续，物价大幅上涨以调节消费品和工业品供需矛盾的现象可能就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与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适应，降低了国内最终消费率，满足了出口的需要。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净出口在总产出中的占比趋于下降。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外需变动历史来看，也都经历过净出口占比较高而后逐渐下降的过程（张平和杨耀武，2021）。美国在二战后的1947年，净出口占GDP之比达到4.4%的历史高点；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在1986年和1998年到达3.8%和11.3%的历史高点，近年来，日本外贸收支基本保持平衡状态，韩国净出口占GDP之比2019年降至3.8%，2023年进一步降至0.5%；德国则在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后，净出口占GDP之比出现快速增长并维持高位，2015年达到7.4%，随后几年逐步下降，2019年降至5.6%，2023年进一步降至4.0%。美国以及更早的英国曾是国际贸易顺差大国，但近几十年贸易保持逆差状态，有些年份逆差额度还很大，但依靠发达的金融市场英美吸引了大量的金融投资回流本国，以维持国际收支相对平衡，形成了参与国际循环的“英美模式”。德国和日本则靠历史上积累的大量对外贸易盈余展开对外投资，获取海外要素收入和投资收益回流本国，形成参与国际循环的“德日模式”。韩国作为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后发经济体，在贸易顺差占比下降的情况下，积极实施对外投资战略，分别在2006年、2012年成为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净输出国，目前其海外要素和投资收益已实现净流入。
中国净出口占GDP之比，2007年高达8.5％，随后出现下降，2019年已降至0.9%；新冠疫情暴发后，在国际供需缺口拉大的情况下，中国净出口占GDP之比，2022年回升至3.2%，但随着国际供需缺口下降2023年又回落至2.1%。在人口总量和结构加速转变叠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深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进出口可能将趋于基本平衡，国内循环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内需体系中，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影响人民福祉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以引致投资增加，使供需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与生产、分配等环节紧密相关。由于最终消费主要来自居民部门。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放到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高度来看待。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能得到提高，不仅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易造成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居民收入占比较低的情况下，我国以企业为主体、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具有一定累退性，难以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尽管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但其在全部税收中占比近十年来仅约7%，在居民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调节作用有限。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认为，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安排，使税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较税前有所扩大（岳希明等，2014）。同时，在居民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超过80%，是影响居民收入占比的主导性力量，且较财产性等其他收入的分配差距更小。因此，初次分配状况也会影响再分配的效果，两者之间密切相关。通常来说，收入较低居民的消费率更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也会限制总体消费率的上升。
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来看，我国人口总量2021年达峰后，已连续3年下降；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后转为下降，2024年已降至68.6%。“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加速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供给和需求均会产生影响，但对需求影响在前期将更为明显，特别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情况更是如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较快下降。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共同作用下，供需之间的矛盾可能加剧。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的累积效应密切相关。房地产长周期下行可以说是人口变化影响需求的具体表现之一。因此，适度调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使需求与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形成动态平衡，是解决物价问题的关键。
在我国人均产出较低时期，资本深化即通过大量物资资本投资来促进人均产出的增长是完全正确的，也发挥了非常好的效果。但这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受到供给决定论的影响，将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局限在通过扩大投资特别是物质资本投资。实际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社会生产的产品，如果不能通过恰当的分配和低成本的市场交换进入消费环节，就可能造成相对过剩，国民经济循环就可能不畅。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下降、物价指数低位运行等，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投资收益率下行、低价无序竞争等，此时全部供给能力所能达到的潜在产出就无法实现。同时，消费对生产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持增加消费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观点的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提升科教文卫体等消费占比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发重要，而提升此类消费占比的前提是人均消费总量的增加。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高层次消费具有特殊的生产性或效率补偿效应，即具有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的潜力（袁富华和张平，2019）。因此，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占比还能发挥提升劳动生产率作用，从而使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03
治理当前物价低位运行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价变动是供需相对强弱变化的结果，而供需相对强弱又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密切相关。因此，治理当前的物价低位运行问题，应从结构性改革入手，单纯调控部分商品价格的方式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中长期则难以发挥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治理建议。
（一）
切实提高“两个比重”，增强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
今后一段时期，围绕着发挥“市场需求红利”，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来看，实现“两个同步”是经济发展健康、可持续的保证，是对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问题的纠正，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两个比重”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今后一段时期，应推动“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略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才能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在实行一段时期“两个略快于”之后，再根据“两个比重”变化和全社会供需平衡情况，适时回到“两个同步”的轨道上来，以实际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之后，应加强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统计，统一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比重提升和更多非劳动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具有较高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家总税收中的比重将随之上升，同时逐步降低具有累退性的间接税比重，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增强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
（二）
推动各单位工资合理增长，实现供需良性互动
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民主协商来决定本企业工资分配形式和分配水平。政府在税费减免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激励保证企业工资调整有利于社会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进一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力度，更好实现劳资平等对话和劳工利益表达。着力推行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完善私营企业三方利益协调和工资集体谈判机制。政府要充分履行劳动监察责任，查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落实《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断提升经营者的法治观念，促使劳动者工资良性增长机制得到执行和完善。短期看，这可能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和一些企业的经营压力，但长期看，有利于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价格水平回升和财政收入增长。局部来看，增加工资将降低企业投资效益，但全局看，则会扩大社会最终需求，提高企业产品需求和价格水平，从而提升投资效益。
（三）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推动公共服务普惠性与服务市场化提供相结合，增强现代服务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实现就业是提高“两个比重”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新增劳动力供给中受过高度教育的人数占比大幅提高，并且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共管理、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等几大类服务行业。在此背景下，应推动公共服务普惠性与市场化服务提供相结合，加大对科教文卫体、娱乐、数字化服务等公共服务发展的支持力度，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吸纳更多新增劳动力就业。随着更多劳动力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实现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获得相应提升。
（四）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供需两端缓解人口结构加速转变所带来的压力
应对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新形势，亟需加大对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生育支持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系统性投入。重点提升公共资源在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方面的投入，通过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加强慢性病早期干预等措施，全面提升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延长全民健康预期寿命。在我国新增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由新增劳动力带动的整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降，同时科技进步使得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加速折旧。因此，构建终身学习体系配资门户网站有哪些，提升全体公民的科学和文化素质，可以充分挖掘更多人才红利。这不仅有助于在供给侧延缓劳动力衰减速度、维持人力资本存量，也有助于在需求侧增加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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